这几部剧里的西北，全然不是风景意义上的西北，不是想象中虚构的西北，而是西北人的西北。
本文作者/猹、黑曜石
写在前面
《主角》播出之后，热议的角色和剧情很多，不少人都在讨论忆秦娥、刘红兵、苟存忠、花彩香等等，还有其背后那把名为命运的推手。
但是我看完之后，最想聊胡三元。
不光是因为这个角色写得好、演得好，还因为胡三元这个角色不止于胡三元，在好多场戏里，我都会幻视出同为西北土地上诞生的“故人”，他们有时是《装台》里的刁顺子，有时是《白鹿原》中的白嘉轩。
当然，更多时候，我们应该叫他，完成了以上这些角色的，张嘉益。
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这些年从没聊过作为演员的张嘉益，不是因为他不好，正是因为他太好了，好得我们都有点习惯了。
出道35年，张嘉益几乎斩获电视行业内所有权威奖项，他稳到观众默认他演得好，肯定不会出错，稳到很多时候，他的表演甚至会消失在角色里。
但当我在这三个角色身上看到共同的他后，我忽然发现，张嘉益这些年其实一直在做着同一件事——
他在用这些角色甚至是想用一些作品试图为这片秦岭大地留下点什么，守护点什么。
胡三元是这样，刁顺子是这样，白嘉轩同样如此。
这其中有西北人民的精气神，有那些最贴近大地的生活和记忆，还有秦腔、古迹这些拿命去守护的历史和情感。
他们是被同一片土地养大的人，他也一直在演在塑造自己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理解。
我们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聊过一个演员和他的角色，因为鲜少有演员能做到如此，但张嘉益可以。
一、
为啥说张嘉益把胡三元演得那么好？
因为他的厉害，从来不在某一场爆发戏。
而在于他演出了胡三元身上那些复杂、矛盾、甚至彼此冲突的面向。
更难得的是，当这些表演细节全部完成之后，观众记住的依然不是张嘉益，而是胡三元。这是一个演员高级的能力。
胡三元的人生经历过巨大的起伏。
从在县剧团最风光的头号鼓师，到失手杀人入狱；从意气风发的戏班骨干，再到成为被牢狱和自责磨平棱角的普通人。
人生的每一次转折，都意味着人物状态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几乎都要靠演员在表演上进行不同层次的处理。
比如胡三元前期，是在县剧团春风得意的时期，他有着近乎膨胀的自信，但又始终端着点架子，但张嘉益并未把这种自信演成讨厌的狂妄，反而演出了一种带着几分孩子气的得意。
有一场是他被怀疑和小白鞋搞破鞋，暂时失去了打鼓资格，被叫去台上演鬼子小队长的戏。
没人理他的时候，他先是逛遍后台逮着人就问要不要他帮忙，等确认是团里需要他来救场后，他才满足扭头自言自语“演个小队长”，刚念叨到一半，又立刻回头大声追问“有台词没”，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眉头松开，马上转身说“赶紧练去”。
这一连串动作的处理特别有意思，他明明在摆架子，又不让人讨厌，因为你能从他的动作里看出来，这个人本质上是在享受自己这种被需要的感觉。
甚至在正式登台时，他还给自己加戏。故意慢半拍出场，挺着大肚子走到台前，停下猛地一瞪眼，抽刀巡视一圈，眼神中带着凶狠气，形体上却有着极具喜感的反差感。
这种表演最难的就在于分寸，而张嘉益恰恰好把这类人身上的虚荣、得意、孩子气和可爱，全都揉进同一个角色里。
另一场让我意识到张嘉益表演功力的，是胡三元人生跌落之后的部分。
在他炸死人醒来后，看到易青娥过来时，他缓慢抬头看着她，舔了舔嘴唇，过很久才能说出那句“舅对不起你了”。
等到他嘱托易青娥“一定要好好唱戏”时，他全无曾经的自信和张扬。
一直到易青娥答应自己，他才敢擦擦自己脸上的泪，扭头看着剧团众人，然后扶着易青娥给大家跪下。
这一幕里，他的恳求、脆弱以及羞愧同时汇聚，他所有的动作和表情几乎都是微不可查的，但这些改变汇聚在一起，一句话没说，却在无声处成了这部剧最动人的一幕。
这是胡三元改变的开始，等他从监狱出来后，我们又会彻底看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最让我感觉到张嘉益演技不止精湛的一场戏，是他出狱后首次看到易青娥，看到她独自住在厨房边的小屋子里，他的眼眶马上变红，上下扫视了一眼，带着颤音问：“咋在这儿住着？这地方能住人哪？团上这伙人是欺负你呢？”
三句话，一句问得比一句重，却一句比一句的声音轻，对青娥的自责和对自己的愤怒在这段戏里步步加深，仅这一段我们就看到了监狱中胡三元这十几年的变化。
张嘉益很好地拿捏住了这种反差，他完成了这个角色最重的一场哭戏，两眼通红地流泪，但行动却异常克制，只能一遍遍重复“我这就去揍他们”，再也没有最开始的胡三元二话不说就冲出去的冲动。
那个不可一世的冲动的胡三元消失了，他获得了真正的成长。
这就是真正好的表演，他演出了人物二十多年的变化，却没有依赖任何戏剧化的爆发，所有的情绪都藏在眼神里，藏在表情和动作的方寸之间。
这是真正生活化的表演，既让我们看到了胡三元，也看到了生活中无数的普通人。
二、
这也让我想到了张嘉益饰演的《装台》里的刁顺子这一角色，他们身上都有着相同的痕迹，这种痕迹就是作为百姓，作为普通人的精气神。
这也是我们在看张嘉益作品时，觉得最动人的地方，因为他能够把陕西人、西北人身上那种劲儿给演出来。
相信大家之前应该也听过一种说法，叫做黄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劲头。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张嘉益表演里看见的角色特质，一种粗粝又充满韧劲的生命底色：日子很难，但还可以咬着牙继续过下去。
所以，无论是《白鹿原》的白嘉轩，《装台》里的刁顺子，还是《主角》里的胡三元，这三个角色虽然身份不同，但内核一致，他们身上都有着民族底色里的韧与刚，在他们的起落浮沉里能看到我们特别熟悉的品质与生命底色。
比如张嘉益表演白嘉轩时，他几乎很少用特别外放的情绪来表现人物，而是把这个人物的力量感始终压在身体里。
尤其是执行族约等戏份里，他不是放大情绪，而是压制自己的愤怒，以至达到一种近乎沉重的坚定状态。这种压着演的方式，所塑造的就是一种认准道理就不会轻易动摇的人物气质。
再来看刁顺子，张嘉益的表演逻辑完全不同。这是每天跑活、求人、协调关系的装台工，也是一个夹层人格，身上既有底层劳动者的辛酸，也有处理人情关系的圆融。
张嘉益对于这个人物的诠释关键，就在于他把这个人物的窝囊和担当放在一块再演，该管人的时候就呈现出领队的威严，该低头的时候又带着市井人物的通透，把一个夹在生活缝隙中的普通人演得真实可信。
这也是张嘉益表演真正厉害的地方，同样是说陕西话的陕西人，但他演出了完全不同的身份分寸。
白嘉轩的台词带着族长的分量；刁顺子的台词带着市井烟火的机敏；胡三元的台词则交织着戏班里油滑的江湖气。
这种分寸感的不同，不仅对应不同的人物身份，同时也打开了陕西地域文化的不同侧面。
白嘉轩身后是乡村和宗族；刁顺子身后是城市和街巷；胡三元身后则是穿梭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戏班，是传统艺术，也是民间江湖。
也正是因此，张嘉益在这三部剧里已经不只是完成三个具体人物的塑造，更是把西北土地上的不同生命形态带进了表演。他们都是从陕西这片地界里生长出来的活生生的人民大众，他们身上所刻下的不仅有历史，也有生活的痕迹。
而且这些人物所彰显出来的倔强、坚韧、乐观与不屈服，也并不仅仅是人物性格，更是一种黄土地塑造出来的生命样貌。
在这片长期处于农耕文明与自然环境、传统文化与城市进程相互博弈的土地上，比起浪漫化的幻想，生活在这里的人，反而更具有面对现实依然埋头生活的能力。
这种能力，是一种最朴素，也最坚实的乐观。白嘉轩如此，刁顺子如此，胡三元也是如此。
三、
在他创作的这些角色里，我们不光能看到他的乡土情怀，还能看到他坚守艺术创作的初心。其实在这三部剧集里，张嘉益其实不光作为演员存在，他还是背后的艺术总监。
而有意思的是，当我们把《白鹿原》《装台》《主角》放在一起看时会发现，张嘉益作为创作者选材不仅都是深度的文学作品，三部作品始终流淌着一种极其相似的气质。
这种气质并不来自某一个角色或某一段剧情，它更像一种笼罩在作品上空的精神底色。
人物如何说话，如何处世；故事如何展开，又为何会走向这样的结局，都被这种底色所影响。
而这种底色，正是黄土地千百年来沉淀下来的文化气魄，是秦岭山脉间代代传承的精神遗音。
换句话说，看完这三部剧，我们几乎能勾勒出一幅完整的陕西文化图景。
提起西北，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苦”。这种苦首先来自自然，贫瘠的土地和漫天的风沙塑造着这里独特的生存环境。
而自然环境的艰苦，又进一步塑造了这里的人。
我们能在《白鹿原》和《装台》里看到这种苦。
《白鹿原》里的苦，是土地上的苦。饥荒、瘟疫、兵荒马乱，都曾降临过这片土地。对于白嘉轩来说，苦也贯穿了他一生，父辈离世、家族衰败、爱人也离自己而去。
《装台》里的苦，则更多藏在普通人的日常里。装台班子遭遇欠薪，刁顺子四处奔走讨要工钱，对于装台队这种靠体力挣钱的来说，工钱就是生活本身。对于他们而言，身体已经不完全属于自己，而是更关系着一家人的生计。
《主角》里同样有这种苦，就像易青娥逃回家的路上在山里碰到的那户人家，父亲死亡、母亲逃跑、奶奶卧床，只剩下爷爷和两个小女孩支撑起一个家。
但在张嘉益作为艺术总监参与创作的这些作品里，“苦”，永远只是最表面的一层，秦人伴着这份苦生长出来的并非沉溺和抱怨，而是与苦共生的乐观与豁达，是面对苦难倾泻而下时那股不屈不挠、坦然面对的精神。
这种精神在秦腔里体现得最为明显。
每个地方的音乐都藏着那个地方的性格，而秦腔，是吼出来的，“吼”是它最大的特点。
吼就是一种对抗，一种敢向天地示威强势宣告自己存在的对抗，一种面对命运不低头的对抗。
也只有在这样的地域，在这样空旷辽阔的黄土高坡，才能吼出这样豁达的秦腔，在这样深邃神秘的秦岭，才能吼出这样高亢壮丽的秦腔。
而吼，同样是一种乐观。
就像易青娥在山里看到的那个老人，面对着这样的重担他不是选择抱怨和哭诉，只是站在山里唱起一段《铡美案》，因为只要把郁闷吼出去了，一切都不过变成最简单的事了。
就像秦腔下乡演出时，大风刮起黄沙漫天，演员们在演，观众们在听，他们回程的大巴上却没有一个人去讨论今天多么艰苦，只有感觉秦腔还有观众愿意听时的开心，只有胡三元演出后要给花彩香买戒指的开心。
这是他们骨子里的乐观与豁达，因为天大的事都不过是“碎碎的事”，都比不过那些触手可及的、具体的幸福。
所以这几部剧里的西北，全然不是风景意义上的西北，不是想象中虚构的西北，而是西北人的西北。
也正因此，这三部剧才会让人产生一种难得的真实感，它们不像是被精心设计出来的作品，更像是从这片土地里自然生长出来的故事。
从《白鹿原》到《装台》再到《主角》，张嘉益用十余年的时间完成了“陕西三部曲”，它们的好不是因为追上了潮流，而是因为守住了来处。
于是他对陕派文化的传承与倡导，他剧中那些秦岭深处传唱的歌声，那些黄土地上的家长里短，那些戏台上下的悲欢离合，都变成了这片土地从古至今发展留存传承有序的一部分，
这也是这三部剧在豆瓣的口碑都不错的原因，剧情只是一部分，观众喜欢的还有剧情背后那片真实存在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真实存在的人。
这也是张嘉益老师作为艺术总监最大的贡献，他作为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文化根脉。
他把对家乡的理解、对土地的感情、对陕西文化的认同，一以贯之地融进了自己的创作之中。
我们期待着他之后还会有更多关于西北地区的剧，它们可以讲述不同的人物和时代，这些剧汇聚在一起会让更多人看到西北，看到秦岭。
看到这片土地上的悲欢离合、长安的大街小巷，感受到来自黄土高坡的风，听到那声在秦岭深处吼出的直冲云霄的秦腔声。
只有对这片土地真正的热爱才能创造出这样接近土地的作品，才能让观众产生强烈的文化共鸣，而这就是这些作品里最动人、最难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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